文 |  北方朔风

如果经过严格审查确保了的良好教育和理性无私这一准则遭到破坏，我们凭什么相信专家的话呢？如果我们不能相信专家的话，我们又怎能认可科学主张的有效性呢？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知识的不确定性》

在网友们扒出武汉大学杨某某硕士论文存在大量问题后，杨某诬告败诉案的性质就超出了诬告和校方乱作为本身，而成为一场全社会对武大学术道德问题的大讨论。再联想到之前曝光的高速公路与拐卖儿童论文，基督教对杜甫咏鹅诗影响，4+4，某位网红医生的整段复制等等，不难想象，这东西只要你想找，肯定还会找到很多。眼下网友们就发起了对武大的公开论文倒查运动。

相应的，这些天也有一些学术圈人士出来说杨女士的论文没什么根本问题，网友挑的毛病属于外行或者大惊小怪。这样的解释总是会引起众怒，起到事与愿违的效果，让舆论认为学术界总是蛇鼠一窝。这种事情未来也还会继续重复，在“文科无用论”的争论中，类似的事件也必然会被当做例证。

实际上，这类对杨某某论文的辩护声音，远不是洗地这么简单，或者说体现的问题比洗地严重得多。这也是当下公共对学界，尤其是对于文科不信任风气的来源。

以这次杨某某的论文问题，笔者观察了一些认为这论文没有大问题的答主，总结了一下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错别字并不是什么关键的问题，引用文献格式的问题也不影响逻辑，至于对数据的处理，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其他人看到这样的回答，自然会觉得这种洗地莫名其妙，圈子简直是烂透了，简直说的不是人话。

没错，问题就在这里，这样的批评恰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这些答主说的确实不是人话。但这并非是对这些人的人身攻击，而是展示了一个事实，他们在这个时候使用的并非是“人话”——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自然语言。他们洗地理论的来源，正是专业的学术语言。

虽然在论文中，他们使用的依然是中文与英文，但是这些语言和逻辑，背后遵从了一种不一样的形式结构，这也就是所谓的学术语言。

学术语言与学术共同体

学术语言的形成有其客观原因。以学术语言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学术论文为例子。学术论文的各种格式要求就是学术语言的表现形式之一，想必很多朋友都被此折磨的够呛。现代科学不管是哪种门类，研究资料的规模都非常巨大，研究者也不可能到其他研究者那里一一核实结果。所以需要特定的格式，来保证传递研究的结论尽可能有效地反映给其他人，日常化的语言很多时候是无法胜任这样的任务的。

然而，一旦这种学术语言被赋予绝对权威性，变得不容置疑，甚至到了形式大于内容实质的地步，好事就容易变成坏事。

在讨论民族与文化问题时，学界往往会告诉我们，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语言。这个道理对所谓的学术共同体也是如此，当我们讨论学术共同体的时候，往往关注的是利益关系，师承之类的，却没有意识到对学术语言权威性的维护，也是产生学术共同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次武汉大学杨某某和之前高速公路与拐卖的研究，都有人试图维护，说这两个论文其实没有违背学术规范。然而这种解释无法让公众感受到学术的严谨，反而会更加感觉荒诞。而且武汉大学之前也出过类似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一些学界的朋友还希望公众“理性看待”，就很好笑了。

比如有人说网友挑杨某某论文中的错字是属于外行的表现。

虽然说错别字确实往往和论文核心论证无关，但绝不是毫无意义，实际上也是学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错别字与格式问题，可以反映作者对这篇文章的态度，杨某某的文章错别字数量如此之多，怎么能不让人怀疑她的治学态度呢？尤其是除了众多错别字外，连论文讨论的核心概念名词都写错，把《婚姻法》写成《离婚法》，还有引用的错误，英文概要的规范问题等等，这些还能用与论文内容本身无关来解释吗？

知乎上某个回答

再看论文内容本身。杨某某在这篇论文中，从三万多的数据集里选了280例，其中如何筛选的逻辑与方法论，说的十分不清不楚，研究质量本身就不过关。而该论文中的数据处理问题在这篇论文里也不止出现一次。

从几万个样本中选取这280个的理由与方式没说清楚

当前学术语言规范的严谨性不足也体现在这里。比如说，什么程度的“处理数据”算是正常的，什么程度是过分的，往往也不存在一个标准。以及，研究得出的内容，究竟能不能支持作者的结论？很多时候答案也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这些问题在低质量论文研究中司空见惯的。

也就是说，就算符合所谓的“学术语言规范”，抱着不端正态度出来的研究也很可能存在根本性的逻辑问题，没什么实际价值。这种时候就需要论文评审把关严格了。

两组人数之和不等于总量

先不说现在对研究生论文的要求普遍不低，本来这种严格把关应该是名校光环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武大在对杨某某论文的逻辑把关完全不符合名校该有的标准。再加上文章中存在的各种基础错误，这其中的自由裁量权很容易被质疑。身为985名校，不能总是对外人展示学术共同体的威严，对内部就是这样宽松的双标态度吧。

如果我们假设，这里面不存在利益勾连和包庇之类的问题，仅仅是审核不严。那种假设体现的问题其实比利益勾连还要严重。考虑到武汉大学远非第一次出现这类争议，这很容易让人质疑该校整个学术系统的道德规范。

进一步说，短期内出现这么多争议论文的案例，让公众生动意识到看似严谨权威的学术语言实际上存在极大的操作空间。当前文科的低质重复建设现状本身就处于舆论旋涡中，如果这时作为学术共同体核心的大学机构不自清不作为，甚至为了维护共同体尊严而无视民意或装死，那只能加剧公众对于学术系统的不信任。可以预见，当下网民的论文倒查运动最后不会止于武大。

文科为什么会陷入“无用论”

如杨某某的论文，还有之前高速公路与拐卖论文关系的论文都说明，不代表符合学术语言规范的东西就都是有价值的研究，现实中存在着太多为了各种目的先画靶子再射箭的学术垃圾。

这次给杨某某论文洗白的观点中有一个很有迷惑性。这些人表示，现代别管哪个学科，硕士研究生阶段能真正做研究的人，数量都少之又少，这个阶段无非是筛选适合做研究的人，学习如何做研究。这个看法笔者是支持的，但是并不能作为给杨某某洗白的理由。

当下不管是哪门学科的复杂度都高的吓人，大多数人在研究生阶段确实很难完整的进行研究，研究生论文可以说是让学生学习使用学术语言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学术训练。

但是，并非是你能按照格式上去使用一套学术语言，就证明是个研究了，实际上还要意识到，这套学术逻辑使用的是否合适，是否有意义？否则只不过是复制某种格式，而非参与了知识生产的本身，那连八股文都不如。

当然，这样问题的又何止是研究生阶段？很多成熟的研究者，生产的不也是那些只符合学术规范，但是实际上毫无意义的东西吗？

学术语言本来是用来辅助知识生产的，结果现实却经常本末倒置。知识生产的机构，成了学术语言复制机，这个过程简直就像是病毒感染了细胞，利用细胞之中的各种物质进行病毒的复制，最终会导致细胞的死亡。

学界对于学科的划分，除了文科理科二元论，还有一种划分方法，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其中社会科学是三者之中最年轻的，并且同时具有二者的特点。目前公众舆论对文科的抱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科学目前存在的问题引发的。

社会科学本来想吸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边的优点，追求真正的改造人类的知识结构，进而改造世界。但最终，社会科学成为了一种最为“傲慢”的学科，因为他们很容易相信自己可以解释一切，现实中却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说对于试图用经济学解释一切的理论，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就经常被嘲讽。

当你选择用如此傲慢的态度试图解释一切，实际上却什么都解释不了的时候，那么悬浮空中的学术语言的荒诞性就被无限放大了。这种情况下强调什么学术独立性就非常搞笑了，你都独立了，还非要对万事万物指指点点，想要指导社会的运行，这合适吗？杨某某的论文结合上她诬陷他人的行为，就非常直观的把这种傲慢展现在了大众眼前。

类似的问题在理工科并不是没有，但是理工科的研究多多少少会转化成现实中的物质绩效，大众可以有效衡量。但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创建符合中国情况的学术语言这项工作上还很难说已经合格，在创造社会绩效也缺乏有效的衡量标准，指指点点的热情却比国际同行还要高，这怎么可能不激起公众舆论的不信任和嘲讽呢？

最有趣的地方是，这些研究往往都需要官方资金作为支持，花的是国家和社会的钱，结果一些人却觉得自己可以脱离这片土地。这种傲慢带来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在全球经济面对挑战的今天，砍科研经费已经在很多国家出现。美国发生了，日本也发生了，欧洲不少国家也发生了。

其实原因不是因为这能省多少钱，特朗普砍的科研经费压根不够史密斯专员祸祸的，而是很多人不希望知识分子再高高在上地指指点点。我国人民群众对知识分子很是尊重，但是这种尊重并非是无限的，希望知识分子们多学习一点博弈论，博弈论告诉我们，信任是很难得的东西，真的出了什么问题，那个时候再怎么骂民粹都不管用了。

不要等到社会的引力变得沉重时才能清醒

语言学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那就是人类的思考模式与语言有关，你学习的语言不同，思考模式就会有差异。如果大家和有多语言背景的人多交流的话，能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一点。这个道理对学术语言同样适用，最近这几起类似事件中反驳公众舆论的那些人，我们很容易从他们的话语之中感觉到一种委屈，他们会觉得大众为何如此不理解学术体系的权威性，为何如此不可理喻？

事实证明，学术语言已经改变了这些人的思维，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脱离了地面，悬浮于空中而不自知。其实这些维护杨某某的人未必觉得杨某某和他们是同路人，甚至会觉得杨某某真的是没事找事，给他们这些正经搞学问的人添麻烦，但是他们需要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地位与尊严，所以不得不进行洗地。

这些人大概还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立场，代表着客观公正.但显然事实远非如此，社会科学的结论往往存在高度的立场性，而学术语言遮蔽了这一现实。甚至，学术语言的使用让他们有了种掌握权力的幻觉，让他们感觉到只要使用这套语言，自己就是在做伟大的研究。

科学确实需要超越日常的思考方式，但是这不代表你的思考可以无视现实世界的情况。在大语言模型可以快速生产看起来符合学术语言的大堆无意义文字的当下，越是保持这种傲慢，就越会加剧公众的不信任。虽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偏偏往往是那些最傲慢的知识分子，在公共舆论中的声音最大。

“五月风暴”之后，有些保守主义者批判说这都是大学扩招的锅，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变得胡思乱想。这样的批判当然偏颇，但就算我们不和保守主义共鸣，当下知识生产系统的危机也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了，无非是近年才在我国直接展现出来，我们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沃勒斯坦在《知识的不确定性》的序章之中说，面对知识体系的危机，他不希望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笔者也不希望如此。当下的学术机构虽然有很多问题，但依然是知识的主要生产方式，在我们找到完整的替代方案之前，放弃它是非常不明智的，一套全新的知识生产体系显然不可能很快出现，所以保持对知识系统的信任，就显得十分重要。

但这不是公众单方面的责任，更多的责任在于学术系统。遗憾的是，从最近这些热点事件中的反应来看，部分学术机构比起维持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的信任，似乎更在乎所谓的学术共同体的尊严。但是这些尊严感不是靠搞些派头，拿行政来吓唬人来实现的。人类之所以给知识分子以尊重，是因为知识分子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当失去了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尊重自然也不存在了。

好在我国人民群众对知识分子尊重的基础还是雄厚的，我们还有机会补救社会对知识生产体系的信任。眼下的”论文倒查十年“确实是一个契机，至于学术共同体如何利用这个契机，化危机为转机，就要看如何表现了。留给现代知识生产体系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希望不要真等到社会的引力变得足够沉重，所有人才能认识到这一点。